苏琦：全球化在退潮，而人们还没接受裸泳的现实

美国奥兰多枪杀案格外令人震惊，更多不是因为死伤者的人数，而是因为多重冲突性因素在一个撕裂型美国大选敏感时点上的集中呈现：伊斯兰裔移二代、号称针对同性恋的文化和宗教战争、据称效忠ISIS，这三者再叠加叫嚣要限制移民的川普狂热，足以激发人们心中的恐惧、憎恨和沮丧。
这其中更令美国人心灰意冷的，不仅仅是作为移二代的嫌犯融入主流社会的失败以及由此导致的报复性反社会，而更多是嫌犯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拒斥和对其所认为的伊斯兰原教旨的回归。这种趋势在上半年另一起伊斯兰裔移民涉嫌发动的枪杀案中已初现端倪，如今似乎被进一步坐实。相对于基地和ISIS这种外部的全球化反击者，巴黎恐袭和奥兰多枪击案所暴露出的来自内部的全球化脱嵌者更令人不寒而栗。
美国号称移民之国，美国人也一直为自己的大熔炉神话而自豪，虽然每一个族群的漫长融入都是不乏血泪与苦难，但融入主流社会的终极目标似乎从未被真正质疑过。从爱尔兰人，犹太人，到黑人，再到拉美裔和亚裔族群，似乎每个族群都能在这场融入主流的赛局中跑到终点。
其间或许有黑豹党这样主张建立民族飞地的极端诉求，但并没有被黑人族群的主流所接纳。而曾在1990年代因领导百万黑人打游戏鼓吹黑人穆斯林主义而名噪一时的黑人领袖法拉汉，也只不过号召在规范日常行为的价值观方面可以另起炉灶选择伊斯兰教义，但他既没有鼓吹发起对异教徒的圣战，也没有被主流社会视为威胁，充其量只被看作是一个噪音制造者。
但如今外部全球化退潮和内部族群整合乏力的交迫，似乎正在打击美国人民关于美国梦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这种情势不仅仅令大众感到迷惘，也对拥抱全球化的右翼精英和鼓吹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现代性的左翼精英同时提出了重大挑战。
其实，综观全球人类史，在交往与共生的主流叙事下，从来不乏族群矛盾与冲突的阶段性暗流和逆流，这两年畅销的《零年》和《野蛮大陆》充分揭示了直至二战结束的晚近时期，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将释放出人们内心深处多么幽深黑暗的彼此杀戮的欲望和冲动，而当此艰难时世时文化和宗教上的歧见会成为多么坚定的冷血的理由。
然而197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高歌猛进，和作为失败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替代性现代化方案替身的多元现代性叙事，加之后冷战初期对“历史的终结”的过度乐观，导致人们“轻信”经济一体化加多元文化加普世型政治架构就能够达到天下大同，因为这一次人们可以避免上一轮全球化的覆辙，免于被基于“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的种种经济和政治冲突毁掉的命运。那些依然陷于种族仇杀和社会动荡的地区似乎也反证了全球化叙事的正当性：这些地区的民众正是抱残守缺的抗拒卷入全球化的政策的受害者。
与上一轮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单向“征服”为主的全球化不同，这一轮全球化主要以发达国家的资本“跨国”寻求低成本劳动力和后发国家的劳动力“偷渡”到发达世界寻找更高待遇工作的双向流动为主要特征。国际化的资本和国际化的劳动力的结合客观上催生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客观需求：欧美资本精英阶层在尽收发展模式同质化和普及化，也即“世界是平的”所带来的对资本扩张抵抗最小化的全球化红利同时，能够通过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消解人们对所谓新殖民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可能恐惧，还可以摆脱上一代全球化推动者自以为是的“白人的负担”。
而左翼知识分子同时期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解构，也对这种需求构成了反讽性的“合谋”。这种解构发生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民族革命未能实现自己的承诺之后，也即通过将未遂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抗争转入文化领域，以另类现代性方案弥补另类现代化方案的挫败。这种以后现代和后殖民姿态对观代性的解构以及将现代性置于现代化之上的做法，导致了文化相对主义，让人们误以为一种文化都可以不经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转型就能直接过渡到后现代的状态。
东亚版资本主义的崛起或东亚的“复兴”，以及相关经济体对传统资源进行钩沉以反身求索另类现代性轨迹的努力，也对欧美知识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多元现代性提供了助力。而欧美消费社会的兴起，文化创意产业对异域文化的打捞、包装和推销，也令非欧美文化突然间拥有了多元的价值和平等的身份。
这种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现代性“合流”的美丽新世界，让置身新兴市场（作为前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表述的替代）的欧美资本精英阶层和栖身发达经济体的普通移民群体，都摆脱了远离文化原乡本应会出现的“违和”感，后者更是拥有了对前辈移民相对的优越感：不必割裂文化脐带，不必努力认同所谓主流文化，不必经过漫长的市民化洗礼，就可以相对容易地获得工作机会和公民身份，此时异质的文化认同标榜反而会是一种很酷的自我加持。
可惜全球化叙事不仅有皆大欢喜的一面。后福特主义的弹性工作制和全球生产格局重组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及福利的削弱，早已导致欧美主流社会的反弹，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的死灰复燃即为明证。而即使那些拥抱全球化经济面向的右翼精英，也越来越对文化面向上的多元主义感到担忧和不满，亨廷顿欠缺学术严谨性的《文明的冲突》能够一纸风行，就充分折射这种深层次的忧惧。至此，原本以为能够以文化层面的多元现代性“冲突”代替上一轮全球化中致命的民族国家冲突的企图，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的“文明的冲突”。
除了内部既得利益阶层的反动外，全球化红利普惠型分配的缺失，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外部失意者的愤怒：没有现代化成果的分享，所谓多元现代性不仅不能画饼充饥，还瓦解了人们反抗不公的意志。于是一些人开始选择以原教旨为武器发起抵抗和进攻，这也是国际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勃兴的大背景。
如今回头看去，国际反恐的阶段性胜利所标志的“全球化的反攻”，其实更多是这一轮全球化的强弩之末，全球性结构失衡被掩盖和延宕，直至2008年以美国消费、东亚制造和拉美及非洲提供原材料为主要特色的全球化链条出现崩解。
每一轮全球化的退潮都标志着既有发展模式下经济涵纳能力的退化，而这种退化进而又会导致社会整合的失败。如今世界似乎可以分为四类人：充分分享全球化红利的跨国精英联盟、各经济体内部能够分享全球化红利但地位岌岌可危的人群、在全球化过程中被剥夺与被损害但还能够从传统社会组织或福利国家残余获得些许庇护者，以及身处异国他乡而被主流社会拒斥的全球化的“孤儿”。
当年全球化潮起时那些边缘者和失落者的极化身份认同，在全球媒体推波助澜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先锋小众的姿态进入全球化叙事，一旦全球化梦破，文化多元主义很快会暴露其作为缺乏凝聚力的拼贴装置的本来面目，而现实苦难基础上的主流非主流身份认同及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便更具有致命性。
一如殖民帝国的成功催生了帝国的模仿者和被殖民者的民族国家梦，从而奠定了自己的败局，这一轮全球化也制造了自己的敌人：反全球化的全球化。如今欧美国家内部的全球化“孤儿”和外部的全球化反对者正联起手来，利用全球化提供的网络便利，发起一场原教旨主义的反现代性战争。这是依然试图修复全球化装置和恢复全球化势头的各国政治家们面临的首要挑战。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人们似乎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应对方案。因为在这轮全球化潮起的时候，人们忽略了有不少人没有救生衣一直在裸泳，如今全球化开始退潮，人们一时之间似乎也难以接受有人在裸泳的现实。

上一篇：湖北副省长：更应担心房价下跌 泡沫若破裂后果很严重

下一篇：文学史上的异数：旷世才女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