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新平：艺术家都是快活不下去的人

1、2015年10月18日，北方早已秋凉，南方依然是３０℃的溽暑。

５５岁的油画家苏新平在他那件没有ＬＯＧＯ的白Ｔ恤上加了件黑衬衣，匆匆出现在广东美术馆大厅里。广东美术馆以史无前例的双馆合办的方式，展出他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２０１５三个时期风格迥异的作品。成名作系列石版画《寂静的小镇》摆入在相隔不到二百米的风眠艺术空间，而本馆的四个厅则摆放了他自２００５年之后创作的著名的《欲望之海》系列，以及最近的《奔波的人》《八个东西》《灰色》系列。

这位八十年代就以版画扬名国际的艺术家，在大厅写着他名字的巨幅招贴画下显得有点呆呆的。他留着从青年时代就有的披肩长发，一张零表情的刀削斧凿西北男人黝黑的脸。这大约也是典型内蒙古汉子办喜事时的态度，心里确实是很高兴，可是不知道怎么表现，只好讷讷而羞涩地在旁边转来转去。

一屋子的人，有记者有美女有评论家有收藏家当然更有同行，有人笑称这是２０１５年广东美术界的粉丝见面会，因为几乎整个 美术圈的当时得令的大佬们都到齐了，刘小东、张晓刚、方力均、粟宪庭、王璜生、邱志杰……甚至连极少露面的大师靳尚谊先生也到场。美术界的人都爱说点俏皮话，刘小东半真半假调侃他的师兄：“苏新平的创作结合了游牧民族的狂野以及个人内在的寂寞……作为他的师弟，我只能祝他身体健康了，因为他已经非常成功了。”

苏新平在一边难得地露出了笑脸。他的朋友评价他“为人宽厚，不善辞令亦不苟言笑，甚而近于木讷，但性情却极温和。每逢对坐，倘有共识之言，亦只会心一笑，随即相顾无言，这颇像蒙古民族的交流方式，我也以为，新平虽非蒙族，却深得蒙古人平淡、寂然的神髓” 。

沉默寡言的人一般没有朋友，但苏新平显然人缘不错，他把自己的好人缘归结为自己爱才。“我面前没有恩怨，也没有高低贵贱，也不分男女，只要有本事的人，我就喜欢。”但就算是一屋子他喜欢的这些有本事的人，就算是已经在这名利场上混了许多年，他也仍然无法在这种名流云集的场合上如鱼得水，脸上始终带着一点尴尬，好像很抱歉自己出现在这里。“这几年已经好多了，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采访时他笑着跟我说。“内蒙古长大的人都这样，那里人少，我喜欢人少的地方。”

2、说到人少，不得不提到苏新平出生的地方集宁，父母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内蒙古集宁市支边生下他。集宁地属外蒙边界，六十年代是反修前线。 “父亲有枪，家里有报”是苏新平对于早年生活的记忆。后来，父亲成了当地的最高长官，说起来，他不大不小也算是个官二代。但那个年代官员家也不富裕，又有四个孩子，妈妈没有太多精力管他，让他感到温暖的是大他三岁的姐姐。“姐姐从小就护着我，在院里让人揍了，她就过来帮我，晚上我缠着她讲鬼故事，睡觉前蒙着头就在被子里讲，很害怕，但又爱听，一晚上做噩梦出虚汗，醒来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梦还是真实，要想半天。”

集宁虽说是市，但其实也才三万人口，到处都是土坯房，加上地处高原，阳光照射在物体上特别的炫目刺眼，日照特别长，看人看物眼睛总是要眯着，所以苏新平的画里尽是阴影。市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他们院里那座四层楼的政府办公楼。“我们家门口有一棵树，记事起我就会每天爬到树上看风景。远处什么也没有，就是地平线，就是荒原，我从小就对荒原感兴趣，除了天就是地，没有人嘛，只有天上的云，乌云翻滚的那种感觉让人迷恋到一塌糊涂。可能一个人待惯了，我在很长时间里都难以面对陌生环境，无论是部队还是大学，甚至在留校任教多年后都不知道怎么与人打交道。”

不怎么爱和人打交道，从小就爱画画，父亲看到儿子画的画会说“这个画得很有意思的，将来做个大画家吧”，算是播下了种子。到了上小学，因为字写得挺好，老师让他出黑板报。“巨大的荣耀，相当于把你推到国家主席位置上了。”到了初中，顺理成章进美术组，画石膏，打素描，专业老师带着一帮半大孩子周围写生，也算是有童子功，１９７７年，一起画画的朋友突然全都当兵走了。“家里不让我当兵，本来就没有朋友，能玩儿到一起的都走了，感觉恐惧，然后我就缠着家人跟武装部说，当了兵。”

“本来是文艺兵，去到部队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分到重机枪连，一班九个人就一挺重机枪，当兵太苦了，前面一个钢板，这么大个钢架子，拆开零件正好八九件，每个人背一件，很重。拉单杠我不行，班长在底下一脚一脚地踢我。但最苦的不是这个，是精神上的迷茫，不让你看书。班长是农村的，可能有妒忌心，一看你拿着书看或者写点什么，就生气，就欺负你。”

当兵第二年得了严重的胃病，调到了电影队，每个月开着车到边境线上给人放电影。一两千公里的路，可能一个人也碰不上，有时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象，有时地平线卷起一阵烟，定晴一看是几千只迁徙的野生黄羊，场面壮观得不得了。“那时我打过一次猎，手枪几枪打过去，居然羊还跑了一百多米，生命是多么顽强，看着黄羊挣扎赴死的眼神，突然觉得这生命跟你有关系，从此以后，我就不敢杀生了。”

3、退伍去了文化馆，一心一意考中央美院，可是阴差阳错，进了天津美院。大学四年并不美好，因为不习惯，连恋爱都不敢谈，看见姑娘不知道怎么说话，甚至看见人也不知道怎么说话。“从小生活在相对单纯和淳素的草原，已经习惯于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然而转换到大都市，人与人之间互相防备、相互猜忌和勾心斗角，特别不适应。”

大学毕业后他果断回到内蒙古，两年后，考进了中央美院。“多少人中间才选一个，竞争太激烈了，中央美院院长的女儿也在里面，但刚开放那会儿大家都崇尚公平和公正，就算邓小平的女儿成绩上不去也一样刷掉了，中央美院是这样一个地方。”

“那时候美院是精英教育，好几个老师，学生就我一个人。上学时我和尹吉男住一个宿舍，留校后与徐冰住对门，一开门徐冰天天用摄像机拍东西，隔壁是杨飞云、周彦、范迪安。一开电梯门，全是你在杂志上看到的美术界的牛人。和他们待一块儿，不用说什么，就觉得从小建立那种很远的理想对接上了。”

“当时所有美院人都知道我很孤独，一个人关在小屋子里天天画画，画了三年。那时候美院老师都没有自己的画室，我有一间木板隔开的四平方米空间，太幸福了。我和人交往不多，因为当时大家都在找方向，正好赶上一个现代转型期，处在异常活跃的氛围和思潮当中，但是经过短暂纠结和犹豫之后，我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石版画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

《寂寞的小镇》是苏新平的成名作，他靠着这批寂静得听不到任何声音的版画扬名国际画廊。那些沉默的马、人、土房子、阴影与荒原，从某种程度上是历经浩劫后古老国度的写照，这也让他成为 最早一批解决经济问题的画家。“1990年台湾艺术大展，我得了个金奖，稀里哗啦台湾人都过来收藏，日本人也跟进。那会儿 艺术家根本没有市场，他们一张油画卖三四百美元，我一张版画就卖五六百美元，基本上2/3的作品在欧美，紧接着又是美国的巡回展，美国一下就签了三个画廊，长期跟着，然后澳大利亚有两家，英国还有，有十几年的时间，基本靠卖版画养着自己就行了，每年做十套二十套，生活变得很轻松。”

4、世界这么大，解决了经济问题的年轻画家苏新平开始到处看看。九十年代中期，他在纽约住了半年，每天看博物馆、画廊，见艺术家，触动很大。一回国，恰好又遇上当年的下海潮，他发现大家都不再比谁画得好，而在比谁卖得好了。“走在大街上看到人们的目光和行走速度显得急切多了”。

1994年起，他开始画那些纵身跳入大海，脸上挂着大笑干杯以及急速行走互相缠斗的人，这就是著名的《欲望之海》和《干杯》系列，因其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明显辨别特征，成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艺术品市场的抢手货。 2011年《干杯》拍出207万的高价。“这两个系列延续了十多年，商业反响远大于艺术界的反响。2004年， 的艺术市场突然火爆，把我也裹进去了，当时画得很多，人们排队等你的画，而且卖得那么高，过去想都不能想的。大概到了2007年2008年，画的东西就很迎合市场了，因为人家排队等着你画那些，订了画等于是欠着别人，我性格又不能欠，后期画《干杯》我就很不负责任了，因为赶紧应付海内外的订画，画得很差，根本看不过眼，怎么办呢？那就要自我承担，现在我一般看到就买回来销毁。”

“重复就是垃圾。到２００８年我开始颠覆自己，怀疑自己，方方面面怀疑，方方面面不满意。那时社会很离谱，大家都在捡钱，一张画那么贵，一切都不是问题了，应该有的都有了，人一下就完全悬空了，画那么多，却没有幸福感。我感觉我是为了逃避现实才去画画的，我要找回我自己，所以我开始画自己，我开始一点点脱离画廊。我有四五个国外的画廊，然后主动解约不合作了。到2008年作品开始转换，画《奔波的人》，画《风景》，所以这个展叫有仪式的风景—我的风景不是现实的风景，它是人文风景、社会风景或者是心理风景，从语言角度讲风景也可以是人、静物，边界是不存在的，画人也是风景。”

苏新平的新画是巨幅《荒原》，据说可以永远画下去，一切都没有尽头，一切都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苏克文写我写得比较有意思，直接用悬而末决这四个字，我说太符合我了，我永远处在悬而未决的状态，并且我很喜欢这种状态。人不就是永远都在纠结，永远处于不踏实的状态里么。”

5、人一思考，上帝就笑。

可是人不思考，那生存有何意义？

“特别是画家，不思考就画那是瞎画。”一个内蒙古长大的孤独小伙子，恰好碰到了一个剧烈变化的大时代，在这头像轰隆隆做响的庞大怪兽的时代面前，人的存在微如轻尘。“ 现在最可怕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异常现代化的国家，可我们的心态却是封建社会的、农业社会的，这是最可怕的。人的思想是可以先超前，然后让物质跟进的，可我们刚好反着来，这就是 特色，大家都在急啊抢啊，其实内心很荒凉，完全不知道拿时代怎么办，拿自己怎么办。”

“但看上去您特别知道怎么办，特别平和的人。”

他淡淡一笑。“看我表面很随和，这都是快自杀的人，快活不下去了。艺术家一定是这样的。每天早晨一起来就想怎么活呢，就是骨子里的悲观嘛。当然这种悲观，可能跟我性格有关，有时你个人的经历，方方面面的社会因素，有时你一眼就看得懂社会出了什么问题，能明白有些事是没有前景的，你所谓理想，因为你什么也改变不了，这个很要命的。”

这话听起来真不像一个官员说的话，苏新平可是真正体制里的人，他是中央美院的副院长，正经的高级干部，一个画家怎么可能当官员？怎么可能适应体制呢？

“开始有抵触，所有人都觉得可惜，认为我误入歧途了。但我觉得体制这个东西和所有事情一样都有两面，有好的有不好的，我们说一个人不管多大岁数他都要成长嘛，所谓的对社会的认知，对社会的接触，体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人们都说体验生活跑那么远体验生活，或者了解一个一个抑郁的地方，就是好奇，根本就不是。一定要在核心的一个部位进入才有真切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我感觉都是虚的都是假的，所以对体制认知非常深刻和深入。它的丰富性和问题，我太理解了，体会太深了，所以我很自信，别人说社会问题的时候，或者社会理想的时候，我觉得我比他们有发言权。因为我身在其中。”

点上一支淡淡的虫草烟，苏新平淡淡地谈着十分严峻的问题。他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这个西北男人长了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你不要怕打击我，就是长得难看，我都知道。”谈到这个问题时，他倒是笑着挺欢。“包括现在很多场合我都先自惭，影响环境啊。”这时候，你发觉他那张脸突然不难看了，反而有一种别外俊朗，在广州早晨明亮的阳光下，他的眼神里有少年人的清澈与天真。“改变不了大局，可以改变小环境，能做一点是一点吧，要不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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