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就业如何化挑战为机遇

　　————访北京市社科院管理研究所副研究员鄢圣文

　　政策体系完善服务体系健全

　　记者： 目前， 京津冀女性创业就业政策体系建设情况如何？

　　鄢圣文： 从创业扶持来看，据北京市妇女联合会调查显示，北京市分别有0.9%的女性和1.7%的男性曾经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 在获得过生产经营性贷款的人中， 女性和男性获得商业贷款的分别占36.4%和61.9%。其中， 获得政府贴息、 低息或其他形式小额担保贷款的女性和男性分别占63.6%和28.6%， 农村女性获得政府贴息、 低息或其他形式的小额担保贷款的比例为75%。

　　从就业促进来看， 北京市出台了 《关于支持北京 “巧娘” 手工业发展， 推动妇女创业就业的意见》 《北京市小额担保贷款奖励性补助资金管理办法》， 全年累计发放妇女小额担保贷款2361.9万元； 北京市联合 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共同启动“母亲创业循环金” 小额贷款项目， 面向创业妇女发放循环金200万元。

　　从女性创业就业服务和管理建设情况来看， 京津冀共同促进妇女创业就业、 加强妇女优势产业对接， 实现优势互补、 良性互动、 协同发展， 共同寻找妇女手工制作、 巾帼家政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合作结合点； 京津冀三地抓住契机， 推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 积极推进 《政策法规性别影响评估操作指南》 的编制工作， 为制定或修订地方性法规、 政府规章、 规范性文件提供科学依据， 提升源头参与政策法规制定工作的可操作性。

　　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女性就业

　　记者： 当前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情况如何？ 对女性就业创业有影响吗？

　　鄢圣文：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 2014年京津冀三地GDP总量达到66474.5亿元， 占全国GDP总量的10.4%，2015年则达到69312.9亿元， 占全国的10.2%。 但是， 京津冀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人均GDP看，2014年， 北京、 天津人均GDP均超过1.6万美元， 而河北仅为6500余美元， 不足京津的1/2； 从产业结构看， 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比重达到77.9%， 并呈明显的高端化趋势， 天津、 河北第二产业比重仍占一半左右， 分别为49.4%和51.1%； 从城镇化率看，京津冀三地城镇化率分别为86.4%、 82.3%和49.3%。 综合判断， 北京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 而河北尚处于工业化阶段中期。 因此，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女性就业产生很大影响。

　　记者： 产业结构调整会对女性就业造成什么影响？

　　鄢圣文：随着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技术对人工的取代越来越普遍， 业务外包将更为便捷，互联网也会带来一些传统领域就业机会的减少。 这种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调整并非单纯针对互联网， 而是技术不断进步产生的结果， 也是对原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分配， 是原有的旧的经济方式和流程向新的方式转变产生的结果。 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传统工人所做的一般性工作。 有些原来由人工完成的工作将会被设备取而代之， 从而带来就业机会的减少。 在某种情况下，如果新技术使整个行业发生转型，那么很多传统企业会倒下， 为一些更小的企业提高市场份额带来成长空间。 很多女性从事传统行业的工作， 这给她们的就业和创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一项关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 女性选择 “工作稳定性发生变化” 的占35.6%， “技术进步会引起失业” 的占26%，“增加公司和个人新技术培训成本” 的达21.9%， “会有新的岗位产生” 的占16.4%。 这说明女性已经受到或者预计自己即将受到 “互联网+” 所带来的就业状况影响。

　　受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严控增量、 疏解存量、 重组区域功能以及发展用人较少的高端产业等影响，在问及 “若企业迁到外地，是否愿意随企业外迁” 这一问题时， 有8.5%的女性愿意随企业迁走， 有91.5%的女性不愿意随企业迁走， 将重新在本地找工作。这更加说明工作地点对女性来讲具有重要影响。 随着传统制造业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迁出， 女性劳动者由于更倾向于照顾家庭而不愿意随企业迁出， 那么就面临重新就业的问题。

　　三地制度融合推动就业创业

　　记者： 对于促进京津冀女性就业创业，您有何建议？

　　鄢圣文： 促进女性就业创业是新时期提升女性地位的重要措施。 研究女性就业的现状也是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多一些联系实际的感性材料。 从根源上来讲，受当前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男性和女性仍然存在生产率方面差距。 我们应当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制定适合女性的政策， 充分体现政府责任， 有效保障女性的劳动权益。

　　第一， 要进行岗位开发。“互联网+” 背景下， 在线客服、在线投诉处理等新的就业机会会大量出现。 女性大多具有沟通能力、 表达能力强及亲和度高等特征， 可以在技术革新创造的机遇中，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同时要改变人力资源环境。 要从劳动工具环境、 劳动作业环境、 作业制度环境、 职业产业环境和人口生产环境的改革创新入手， 进行技术创新， 改善劳动工具， 建立灵活弹性的工作制度等。

　　第二， 对培训、 流动、 健康和家庭这四个要素进行提升。 首先， 加大对女性的教育投资力度，通过培训， 增强女性的技术能力。女性获得的人力资本投入普遍少于男性， 加强对女性的职业培训，增强其谋生技能， 成为四个要素中的首要环节。 其次， 扩大就业时的流动范围和搜寻工作的范围。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一些女性劳动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这就需要政府部门从社会保障制度出发完善女性就业保障措施， 同时及时有效地提供相关就业信息， 整体上对女性的就业能力进行升级，增强女性的就业竞争力。 最后，平衡工作与家庭关系。 大多数女性面临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 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需要家务劳动的社会化， 由社会来承担一部分照顾家庭的责任。 这有利于女性积极投身到工作中去，在创造经济收入的同时， 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第三， 促进制度相互融合，保证女性应有的就业权益。 要围绕非首都核心功能的疏解以及京津冀就业创业的协同发展，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 的要求， 推动建立开放、 有序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 建立区域统一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和劳务协作会商机制， 促进劳动力规范有序合理流动； 研究实施帮扶政策， 支持京籍就业人口随非首都功能疏解 “人随事走、 职住一致”； 推动北京市的职业介绍、 职业指导等公共就业服务与津冀对接， 探索建立异地居住就业的本市城乡劳动者就业失业管理、 失业保险收缴发放和就业帮扶等促进就业合作模式。 这些措施都有助于三地女性就业创业问题的解决，化挑战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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