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勇良：积极应对经济宽运行到紧运行的重大转变

国民经济紧运行是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1987年陈元领导的一个课题组曾提出“紧运行”概念，一度较有影响。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邱晓华亦曾使用这一概念。

本文提出的国民经济宽或紧运行，系指经济运行的要素供给，以及需求状况。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三个增长源泉，即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若供给比较充分，且需求旺盛，谓之宽运行;若增长三源泉偏紧，以及需求须由供给侧创新改革才能较快增长，谓之紧运行。至于投资出口及GDP等，虽然宽运行下通常增长较快，但也并不意味着紧运行下，这些指标增长均将较慢。

当前是国民经济从宽运行向紧运行陡变的转折期。一旦度过这一转折期，由于劳动所得占比将逐渐稳步上升， 经济将进入新的动态均衡期，形成结构持续优化提升的紧运行。 经济此时将继续具有较强内生动力，如全面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紧紧跟上，以及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有望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宽运行与扩张性结构失衡

经济曾长期处于宽运行状态，典型特点是劳动供大于求。1978至2007年，全社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2.2%，其中城镇就业年均增长达4.2%。工资上升则相对较慢，1978至2011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长率为7.4%，比GDP增速低2.5个百分点。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逐年下降，企业工资成本相对走低。

资本回报持续较高，资本供给总量充裕。改革开放促使沿海一大批企业家迅速崛起，他们一手招聘大量农民工，一手大量引进技术，先是令国有集体企业出局，随之产品大量出口，令欧美日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难以招架。改革开放前3个10年，出口增长分别为3倍、4倍和6倍多。此间国内要素价格低于全球均衡价格，出口则为全球均衡价格，企业利润猛增。1998至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速高达33.3%，流动性泛滥，投资迅猛增长。

1978至2011年是 经济狂飙突进期，属典型宽运行。GDP年均增速高达9.9%。在取得辉煌业绩同时，逐渐形成扩张性结构失衡。

紧运行陡然来临与收缩性结构优化

劳动力无限供给逐渐终结。我2008年利用五普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全国年度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于2013年开始持续下降。利用六普数据分析亦同样结论。

根据六普数据，2012至2026年，在扣除死亡因素，未考虑升学、推迟退休年龄等情况下， 劳动年龄人口总计将减少6596万，平均每年减少471万人。相应预测数据已获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公布的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数证实。

这是 企业成本提高的噩梦的开端。2011至2015年，劳动紧缺导致收入增长加快，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年均增速高达8.4%，比GDP增速高0.9个百分点。就居民看是收入增长加快，就企业看则是成本上升。

商品出口断崖式回落，经济运行环境陡然变紧。出口成本上升加之竞争对手四起，且遭遇全球金融危机， 出口顿现颓势。2011至2015年，商品出口按人民币计算年均增速仅3.5%，比1978至2011年猛然回落18.6个百分点。全国外出农民工增长，从2011年开始，每年大致回落0.5个百分点，2015年仅比上年增长0.4%，农民工平均年龄已达38.6岁。

企业利润断崖式回落，投资增长降速。2011至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年均增速仅0.9%，比1998至2011年降低32.4个百分点。

然而 经济历经近40年快速增长，改革大步推进，微观相对坚实，具有应对重大危机的较强能力。一是就业仍相对较好;二是未出现企业大面积倒闭潮;三是金融在封闭的市场体系中，加上政府调控，潜在风险爆发可能性尚不至于多大。与此同时，由于居民收入增长回落较少，形成收缩性结构优化，支撑 经济至今并未出现所谓的“硬着陆”。

当前收缩性结构优化具有被动性及脆弱性特点。正是由于劳动供给总量短缺，凸显了劳动分配地位;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放慢，凸显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由于工业增长放慢，凸显了服务业增长地位;由于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倒逼企业创新。同时居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形成收缩性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不过由于出口投资增长不确定性，增长基础并不稳固。

紧运行下资本优化提升机制与机遇

经济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导的第三波中高速增长。第一波是走出短缺经济的较快增长，第二波是外需主导的更快增长。这三波经济增长均有一个关键因素，即劳动相对价格变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作用。

经济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从1983年开始下降，至2011年降至历史最低，然后持续上升。由此可以认为， 经济是从劳动相对价格降低，开始形成成本下降型的资本快速扩张，从而促进经济快速增长;2011年以来出现的劳动相对价格上升，将形成激励约束增强型的资本优化升级，倘若其他相关状况较好，则或有可能促进 经济继续中高速增长。

经济紧运行下，劳动工资增长相对较快，城乡居民收入占GDP比重持续上升，将形成并增强劳动紧缺促进资本优化提升的三大激励约束机制。且这三大机制互为作用强化，成为促进 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内生积极因素。一是从劳动要素供给端，促进企业改善管理，控制成本，加强技改和创新;二是从市场需求端，促进企业销售增长及改善、提高产品品质，优化提升产业结构;三是从社会发展端，促进劳动地位提高，提升国民素质，加快社会发展，改变宽运行下社会发展支撑较弱局面，大大增强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在这一过程中， 经济或将具有三大战略性机遇，形成紧运行下有利于经济较好发展的内外环境。

一是后发优势机遇。 经济总量虽已是全球第二，但人均GDP仅为美国的12%，即使按购买力平价，差距仍大。 经济第一、第二波增长均是利用落差势能快速发展，第三波增长亦将继续利用这一势能。

二是集约内涵机遇。 经济长期跑马圈地式发展，说“遍地是黄金”并不为过。浙江制造业人均固定资产约2万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制造业人均水平的15%左右，制造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是美国的7倍，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5。在紧运行下，形成粗放外延向集约内涵转变的巨大空间。

三是全球共生机遇。 经济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正从促进与冲击并重，更多转变为促进为主。从数字看， 对全球增长贡献将下降，然而这种数字下降，意味着 对发达经济体正面竞争的减弱，同时将更多具有对发达经济体的商品及服务的全方位需求，导致有利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进而又有利于 。且 制造因已形成相对高效的产业链、物流体系等，全球竞争地位至少一段时期内较难撼动。

重构“发展宝典”

我所谓的经济宽运行下的发展宝典，即“改革红利+人口红利+开放红利”，正在出现相当的弱化。紧运行下新“发展宝典”，或应是“高素质企业家+高素质员工+自主创新”。但这并无新意，因事实本当如此。这也可看出， 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紧运行格局，发展宝典亦回归常态。

当下关键是构造新“发展宝典”的新内核。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六个坚持”，是构造形成新“发展宝典”新内核的基本指导和基本理念。对于这“5+6”的11个概念，我觉得如作归纳提炼，核心是两组词：放开&监管+知识&智慧。

放开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主线。长期来一直流行一个说法——一放就活，一收就死，这个“放”字实现了千百万人梦想。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下放权力，放松规制，扩大开放，才能适应紧运行下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优化提升转型要求。

放开亦即自由。无拘无束，让思想冲破牢笼，才能既高度自主地积极做好当下工作，又能形成把国家民族带向未来的重大创新。

监管即是对自由的规范。监管亦即法治。放开的同时，必须依法加强监管。最近出现的百度和莆田系乱象，正好表明了依法加强监管的极其重要性。这样，可进一步得到一个等式，“放开&监管=自由&法治”。

知识是人类对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理性认识。近40年高速发展，长期采取拿来主义，缺少内生的知识增长需求，知识不值钱是必然的。党和政府长期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特定时代背景决定了其难度。

智慧是对于知识的实际运用。仅有知识远远不够，关键是结合实际，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就需要智慧。由此得出一个等式，“知识&智慧=科学&市场”。知识的总和就是科学，市场机制则是人类在现今知识和理性状况下，千百万人基于逐利动机，以及加上政府管理的智慧总和。这样理解或许不一定精准，但应是一个大致图景。

这就进一步得到一个等式。“放开&监管+知识&智慧”，约等于“自由&法治+科学&市场”。前一等式是具体行为展开和行为要求，后一等式是社会治理和社会价值，其中任一要素在紧运行下，均系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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