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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文明化”的政治渐进过程

专家专栏凤凰网许明晓7/5/2016 11:32:20 AM

  2016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95个年头,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所经历的变化越来越体现为“文明化”,就是说,中共开始呈现一个开放性政党的特点。这也就是中共和苏联、东欧国家区别开来的地方。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定局。东欧国家走的是西方式道路,即不同的利益集团可以成立不同的政党。这种选择有其必然,东欧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大体上符合西方文化,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中共作为执政党领导者,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条件下,选择的是向各个社会群体和利益开放政治过程。这种选择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简单地说,中共已经开始演变成为一个一党主导下的开放型政党制度。我们可以把此称为内部多元主义。我在《中国改革路线图》一书中对内部多元主义的这个概念有如下解读:


  首先是开放。开放最重要。任何一个政治制度,如果不开放,那么就必然表现为排他性和封闭性。只有开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说,政治上的开放性,在西方是通过外部多元主义,即多党政治来实现的。每一种利益都找到能够代表其利益的政党。在中国,因为没有多党政治,依靠的是内部多元主义来实现的。内部多元主义表明政党的开放性。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利益,执政党就向它们开放,把它们吸纳到政权里面,通过各种利益协调机制来实现利益代表。中共多年来致力于从一个革命性政党转型成为执政党。在革命期间,政党要强调依靠一些特定的阶级和阶层,但作为执政党,其必须依靠所有的阶级和阶层,这样才能拥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在实现内部多元主义方面,中共的转型不可谓不快。就社会群体来说,进入中共“体制内”的政治过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达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中产阶级的兴起。中国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中产阶级人数并不大,但其业已表现出很强烈的参政要求。这也就是为什么执政党要与时俱进,不仅给予包括私人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门提供宪法保护,而且也容许和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参政。


  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干部和解放军占绝大多数,但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党员人数越来越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工人和农民等传统阶层不再重要了,而仅仅意味着各社会阶层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平衡。如果说西方采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国政党制度所体现的是“内部多元化”。各种利益先“内部化”,即容纳进现存体系,在体系之内争取利益和协调利益。在成功地解决了民营企业家加入执政党、进入政治过程的问题之后,中共又开始强调“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致力于通过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来扩展执政的基础。这是因为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力量有了长足的成长和发展。而随着社会基础的扩大,党内民主的需求也日益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执政党在不断强调党内民主重要性并寻找多种形式的党内民主的原因。


  这种内部多元主义的开放性,其政治有效性并不比其他很多制度低。近年来,因为中东和东亚世界发生了诸多“茉莉花革命”,一些人开始把中国视为和阿拉伯和中亚世界同样的政体。但从内部多元主义的视角来说,中国和这些地区的政体有本质上的不同。阿拉伯等地区基本上既无外部多元主义也无内部多元主义,多数政权表现为封闭性,由一个家族(君主政权)或者少数几个家族长期垄断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民主国家,例如英国、美国和日本,一些政治大家族在国家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也不可被低估。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不是家族统治,这使得共产党更有可能具有群众性。


  其次,政治的开放性也促成了精英阶层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说,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的选举解决政治精英更替的问题。在民主产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权更替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种情形也在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数千年,传统上,中国所谓的“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的意思。同样,尽管当代中国拒绝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经发展出一套具有自身特色的精英有效更替制度。这要归功于邓小平时期的制度建设。


  在精英政治方面,邓小平确立了多方面的制度,但有两种相关的制度至为关键,一是领导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录用制度,第一项制度加快了政治人才的更替,因为年龄的限制(即任何一个领导人一旦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必须从相应的职位上退下来),各个阶层精英更替的速度是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制度所能比拟的,包括民主制度。尽管年龄规定的“一刀切”制度在外界看来甚至已经到了不合情理的程度,但的确产生了诸多积极的政治效果,尤其是精英更替的公平性。第二项制度确立了现代版的贤能政治,即从各个领域,根据综合考核录用人才的制度。现在这一制度从基层到最高领导层已经相当高度制度化。


  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可以从两方面来看。第一,它避免了个人专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内部多元主义所形成的“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制度。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制衡远比民主国家的多。例如在美国,一旦当选总统,其经常拥有“帝王般”的权力。而中国领导层中,在强人政治时代过去之后,再也难出现这种“帝王般”的权力者了。二是限任制。现在一般上,领导层包括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政治局常委、地方一把手和其他重要职位,至多是两个任期,即十年。这和西方的总统制并没有什么区别。很显然,限任制是对个人专制的一种有效制度制约。就是说,中国尽管没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样甚至更有效的方式来保证不会出现个人专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现象就是个人专制,无论是君主制国家还是具有现代政党制度的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统治一个国家数十年的时候,就会弊端丛生,令社会不堪忍受。


  第二,中国的政治体制使得政治更新异常地迅速,政治能够有效反映代际变化,因此也是利益的变化。较之其他任何政体,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显著现象就是官员流动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因为到了规定的年龄离开其任职的岗位,也有同样多的官员进入这些岗位。这种快速的流动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认的是,它比不流通的资历制能够更加有效地反映时代的变化。


  第三,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强大的政策动员能力,从而促成政策的及时变化。从理论上说,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应当比一党制的少,因为政策可以随着政党的轮替而变化,但事实上则不然。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反对党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诚”的反对党,而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政策变化变得非常困难,而中国则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现为政权轮替,中国更多地表现为政策轮替。尽管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政策变化缓慢,但较之其他政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策变革速度还是相当地快。只不过,在民主国家,人们可以互相推卸责任,而在中国,执政党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20 世纪80 年代到90 年代再到本世纪,中国实现了数次重大的政策转型。看不到执政党的政策动员能力就会很难理解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


  中国执政党的这些变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开放式建党”的趋向。如果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核心,那么政党政治的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问题。如果从开放的文明特质来说,开放式建党,建设开放性政党制度必然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大趋势。


  从这个角度来解读中共十七大界定的中国民主模式,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就显得很有意义。引入党内民主的目的是要强化执政党作为政治主体的地位。如上面所讨论,传统的作为政治主体的皇权不能避免衰落的命运,因为它的本质不具有开放性。而党权则不一样。党权具有开放性,而开放性要用党内民主来保障。作为组织的执政党,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组织都有其利益,没有利益就没有责任。但作为执政党,就不能成为既得利益;否则又会走上传统皇权的道路。作为执政党,中共必须是个开放体系和政治过程。政党不开放,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所垄断,不管是政治既得利益还是经济既得利益。一旦被垄断,政党本身就会变成既得利益,那么衰落就会不可避免。


  除了强化党的政治主体地位外,党内民主的另外一项相关的任务,是维持整个社会体系的开放性。诚如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 (Mancur Olson) 教授所证实的,即使在具有外部开放特征的西方多党民主国家,也必然产生各种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的利益集团(或者分利集团)。对于这种利益的集团化,奥尔森非常悲观,在他看来,除了革命、战争和大规模的冲突等手段之外,很难消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但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已经表明,维持体制的开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最有效的方法。很显然,要克服既得利益就必须拥有一个克服者,那就是一个同样具有开放性的政党。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一旦政党变得封闭,社会也会封闭起来。这是互相关联的两个过程。


  ——摘自郑永年《中国改革路线图》经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

编辑:《城市·中国》栏目 许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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